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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民企比翼齐飞公有私有协调发展

国进民退”的典型表现。“国进民退”完全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国家要提供公平的竞争平台,鼓励社会的创新,让国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民营企业应该逐步进入垄断行业,股份制行业应该加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设计适合国情、民情又和市情相通的金融模式。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说,在一些地方或者在一些行业、企业,存在着一些民营企业受排挤、受歧视的问题,可能有“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这不是全局,不代表基本面。总体看,国企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在发展,因此我不太赞成笼统地讲“国进民退”。我认为当前应该关注和逐步加以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垄断行业的改革严重滞后。很多国有企业的赢利大幅度上升,背后却掩盖了国有企业内部许许多多的弊病,比如决策的随意性、损失、浪费等等。总理在这次报告当中提出要加快大型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公用事业改革,切实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引入竞争机制,着力营造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很希望总理提出的这个改革目标能够及早地付诸实施,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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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把国企当一个民族企业看待
  全国政协委员、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认为,一个国家不断争论企业是什么所有制,并且不断在社会制造出相关非议和话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中国人目前对所有制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企业本身的重视,对所有制有所怪罪的都是在为自己企业没有做得太好找理由。因为国有企业也是企业,和民营企业一样,首先要做好企业经营。当民营企业面临竞争,或者有了一些资源和分配问题的时候,说是因为所有制的问题是不公道的。国企上市了,就和民企一样。人们在议论国企经营战略的布局、国企遵纪守法、国企社会责任、国企自身经营的质量等等时,说国企的不好也是不公正的。
  宁高宁说,国企自身过去做得不好的时候,大家就说国企把国家资源都浪费掉了;现在国企做得好一点了,又说是“国进民退”了。媒体应该把精力放在评论哪一个企业好、哪一个企业创新好、哪个企业产品好、哪个企业市场份额好、哪个企业有竞争力上来。
  在回答入股蒙牛是否与国家要发展自己民族品牌的政策推动有关时,宁高宁说,它就是一个商业交易,是一次很好的投资机会,有很好的价钱,同时是一个很好的产业,和中粮产业很有联系,所以对双方都有利。
  “有人说在同样的经营环境之下,国企贷款容易,那是因为国企还款还得好,企业发展得比较好,因此银行就比较喜欢。如中粮贷款肯定容易,因为大家从来没有拖欠过任何利息、本金。”实际上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最重要的是这个企业是不是给社会带来了好的产品,在行业中有没有创新性的引领 ,不能拿一个单一的例子就说“国进民退”了。“举一个例子,广东卖160多亿那块地,有三个与国企有关的企业和三个民企管理企业在竞争,最后是民企拿走了。这个媒体有没有在报道? 如果那天国企真的拿走了,那不得了了,社会就乱套了、炸锅了。”
  宁高宁认为,社会首先应该把国企当一个企业看,是不是给国家创造了财富,带来了税收,带动了GDP的成长,到目前为止国企是做到了。再就是应该把国企当一个民族企业来看待,一个国家是要由企业来代表的,国企做到最后肯定是一个民族企业,现在国有资本的预算和财政都连在一起了,赚了钱是大家的。
  谈到国企的垄断,宁高宁说垄断有几种,政策性的、技术性的和竞争性的垄断。MicroSoft是技术性的垄断。国企在主要行业里面的垄断显然是政策性的,比如石油、航空、电力等,这在未来也不会打破的,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这样,也不是谁都能做的。最主要的是这些行业的国企是不是能做得好,服务好不好,效率高不高,成本是不是低。“有人说他们没有竞争,中石油、中石化他们竞争很激烈的,人们都不知道。现在有人把这个在一个意识形态上争论,争论了10年也没有进步,没有人讲中石油每炼一吨油的成本和壳牌怎么比。”
  对于“国进民退”的争论最主要的是国企在竞争性领域没有及时退出,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观点,宁高宁不太赞同。他表示,国企怎么改革、怎么退出,国资委一直在做,目前民营企业的空间是很大的。“绝对不是说国企不做了,民企就能做好了,这完全是一个不符合实际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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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推进国企民企和谐发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工商联副会长、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在“关于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谐发展的提案”中,提出了“政府必须进一步转变职能,积极努力地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在履行职责方面切不能错位、越位和不到位,切忌“权力配置资源”等8条建议。
  1. 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国家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完善和落实各项政策法规,形成有利于“国民经济”和谐发展的制度安排,充分体现法治和市场化的改革目标。
  2. 政府必须进一步转变职能,积极努力地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在履行职责方面切不能错位、越位和不到位,切忌“权力配置资源”。
  3. 进一步强化国有资本在国家战略性领域的控制力、带动力和影响力,做强自己的主业和优势产业,形成基于社会合理分工、多方共赢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4. 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的行为,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该退出的领域必须退到位,该进的领域必须进到位,不该进的领域必须予以有效的约束。
  5. 加快开放金融市场,积极拓展民间投资渠道,降低民间资本进入相关领域门槛,加快设立非国有中小银行和小额信贷机构进度,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6. 大力减少政府开支,努力提高民间消费占GDP的比例,着力于从根本上解决拉动内需问题。
  7. 积极倡导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共赢,充分敬重不同市场主体基于共同利益的的选择权,政府必须努力创造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8. 鉴于民营经济发展对国计民生的极其重要性,政府要不遗余力、全心全意地为其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和社会环境,努力促使其健康发展、加快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工商联专职副主席李曦认为:在大项目的竞争中,民企和国企之间,信息不对等是个重要因素,某些政府官员和决策部门,依然有重国企轻民企的观念。还有更多外部因素,比如银行贷款更愿意贷给国企,而民企也有自身原因:人才储备不足和技术研发投入不够。政府可加大积极引导,加大对民企资金、政策方面的支撑,支撑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以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卢步东认为,“说‘国进民退’,显然有失偏颇,但民间投资长期乏力也是事实。”国家推出4万亿元投资计划后,已带动各地政府和国企投资以及银行大规模信贷投放,但对民间投资带动不强。“当前民间投资普遍存在‘不让进入’、‘不想进入’、‘不知进入’等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对民间投资的局限性太强,挫伤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一些领域即使让民间资本进入,也限制投资比例、方式、规模、期限等。
  徐冠巨委员认为:“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和信贷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稳固的,下一步经济能否持续向好的关键,是要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其中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非常重要。”
  王建沂、卢步东等委员指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许多“走出去”的民间资金纷纷回流,国内民间资金充裕,“我国民间投资具有的实力和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要尽快制订出台刺激投资和保障投资者权益的法律规章,从根本上保障民间投资的合法地位和权益,为民间投资消除后顾之忧。” 应从法律的角度规定民间投资进入的领域及投资的方式、方法、比例、规模等,切实减少对民间投资的行政干预,使民间投资有法可依。
  “通过明确的政策和有效的引导,刺激和推动民间资本的动力与活力,尽快形成‘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跟进’的良好投资环境。”各级政府应出台更加灵活、开放的政策,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在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和环节、民营企业兼并重组、加强财政税收支撑、改善金融服务等方面明确进一步的优惠政策并细化操作,给民间投资更多的关心和更优的服务,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卢步东、徐冠巨等委员建议:“应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给民间投资均等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开放民间投资渠道,除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领域外,鼓励民间资本有序进入一些垄断行业和领域,严格审查清理垄断部门自行设置的市场准入壁垒,防止出现“玻璃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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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阳光财政
  国有资产需要透明运作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就社会议论较多的“国进民退”现象表示,“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都不是目标,两者都要发展。应当谁有效率谁上,没有效率就被淘汰。他还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人认为存在“国进民退”现象,这可能与少数国有企业利用行政权力搞垄断有关,造成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一些领域待遇不公。
???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认为,当前有些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大的央企,在做大做强的口号下,现在垄断性越来越增强,这个垄断主要体现在不仅对行业垄断,而且对资金垄断,拥有大量的资金,有的企业据我了解,用这些资金去搞房地产、参与股市,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再有,钱多了,有的决策往往不能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决策,领导的权力过大,有的由于决策的失误带来很大的豪侈浪费。我感到如果不深化改革,不解决这个问题,它对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还会造成很大的障碍。
  钱多是个好事,第一,看钱能不能发挥作用;第二,发挥作用的效率怎么样,资金得流动起来,有的企业流动的资金是很少的,流动率是很低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浪费。现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缺钱,但是国有企业钱多。有的上市企业从市场直接融资以后,这些钱并没有真正用到该用的地方,这也是对股民的一种不负责任。加上国有企业的垄断性,现在社会的国有金融机构的分配不公问题也是反映很大的,现在真正收入高的,排在前面的都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这些问题也是由于垄断造成的。加上国家现在每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接近1万亿,国家投资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份儿的,但是国家不参与分红,这些利润极大部分都留在企业里面,造成企业这种特殊的优越优势。我觉得有些是要垄断的,但是是极少数,真正和市场竞争的就不应该形成垄断。所以,我认为它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代表一种先进的力量,不是一种趋势。我觉得要改革,不改革不行。
  全国政协委员蒋洪的提案建议实行阳光财政和国有企业利润全民分红。阳光财政不能原地踏步。去年,蒋洪和他的团队——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师生,对我国省级财政透明度作了调查,发布了《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报告》,将我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财政透明度列了一个排行榜。“今年,大家继续对这31个省级财政用同样的方式和评分标准作了评估,结果令人失望。”去年为21.71分(100分为满分),今年为21.87分,仅进步了0.16分。“从精确的角度来说,有一点进步,而大约地看则是原地踏步。”
  “大家还对每一个省的11个厅局级机关(省政府、人大、政协、教育、卫生、财政、国税、地税、环保、工商、交通)进行了透明度调查,向31个省的这些机构发出信息公开申请,根据所获得的信息来评判各部门的透明度,结果平均得分仅约2分(100分为满分),也就是说这些部门和单位的财政几乎是完全不透明的。”
  “政府信息公开不应该只是纸上的条例,它必须成为各级政府的具体行动,只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才能将阳光财政落到实处。”蒋洪为此带来了他的第一个提案《切实采取措施,将阳光财政落到实处》。提案中蒋洪提出,实现财政透明应该有时间表。“不能总是说循序渐进,按照每年进步0.16分,20年也到不了及格线。”此外,蒋洪认为实现财政透明还要有明确的“度”,“从我国目前大量公款被挥霍来看,应该以让公众能够有效地将‘三公消费’以及其他所有不适当的公款消费识别出来,加以制止或者追究责任为‘度’的标准。”
  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蒋洪认为这需要立法的支撑。“至少,预算法的修订中要有相应内容,保密法的修改也要明确界定哪些是应该保密的内容,不能让国家机密几个字成为有关部门拒绝公开公款消费的挡箭牌。”
  国有资产更需透明运作。 蒋洪认为,目前社会上的分配不公,很大程度上与权力和垄断分不开,尤其体现在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上。“一个企业不因为它挂着国有的牌子就是国有资产,要真正国有,我认为应当具备三个条件。”蒋洪说,一是让大家都知道财产运行情况,二是重大决策要由人民通过代表机构比如人大来决定,三是取得的利润应当全民共享。现在这三条都没有,凭什么说是国有资产?
  “所以我建议,建立国有资产的报告制度。就像上市企业一样,上市企业拿了股东的钱,它要每年定期公告,格式、规定、内容证监会都有明确要求,这就是很好的范本。国有企业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大家大家都是它的股东,理所当然要知道它的运行情况。”蒋洪说现在国有企业开多少工资,不是所有者来决定,而是经营者在给自己开工资。“我参加过一个银行的监事会,投票时我吃了一惊,因为他们‘按惯例’ 把利润的20%作为高管的刺激。要知道这不是工资,工资已经有专门的一块,这些是额外的刺激,有多少?我算了下,5亿元,多少人分?100多人。”
  蒋洪认为,国有企业的利润应当全民分红,至少拿出一部分全民分红。“否则如何体现它是全民共有的财产?现在,最好的情况是全部拿去投资,这导致大家的经济永远是投资拉动,而不是消费拉动,结构转不过来。”??
  国企高管薪酬要公示。梁晓声委员认为:从资源上来说,国企跟其他企业有本质的不同,它是国家的。那么这些高管,是谁给他定工资标准?根据什么来定这个标准?大家要求一个透明度,要登报、要公示。
  迟福林委员认为,应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实施细则,放开垄断领域门槛、引入竞争。对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要实行收租、分红机制,将“特别收益金”改为征收“超额利润税”,将垄断利润以税收名义收归公共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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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深化改革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一年一度的“两会”结束了,但是有关“国进民退”的批评和质疑可能还会持续。总体看,许多代表、委员的分析与评论是比较沉着、客观和公正的,体现了理性思考和忧国情怀。
  但其中也不乏偏激、片面情绪。如有的委员认为“在意识形态上,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共和国的长子’,‘长子’之说不但受封建继承制的思想影响很大,也设置了地位障碍”的观点;有的委员认为“如果真正的民进国退无法实现,大家30年的改革开放就白改了,还不如不改”的观点;有的委员认为“国企不是真正的企业,房价是由央企推高的”观点;有的委员认为“国企保值增值是错误的”、批评“央企要成为行业前三名”是错误的观点,等等,这些难免给人以偏概全、走极端之感,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其中的片面性。如“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是“有人认为”,而是宪法和党的决议所明确规定;“长子”、“次子”乃自然形成,“共和国长子”不过是一个比喻,其本意在强调责任的担当,似乎也与封建继承制扯不上多大的关系。又如,什么是“民进国退真正实现”?难道就因为2009年出现了几件国企兼并民企的个案,30年改革开放就是“白改”、就“不如不改”?难道中国房价连续几年的高涨其真正的原因就在于2009年出了几个央企地王?央企不当地王中国房价自然就稳定了、下降了?恐怕不会那么简单。再有,央企承担着在全球化条件下打造和提升大家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任,如果连在国内行业前三都进不了,如何发挥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
  其实,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并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由于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大规模地实行“国进民退”导致公有经济一统天下,虽然曾经取得过巨大成就,但却阻碍了其他经济形式的发展,也妨碍了政府职能的正常行使。因此,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一个时期强调“国退民进”,大力支撑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必然和必要的。但是,这种“国退民进”改革并不是要重新回到私有制经济的一统天下,这有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为镜。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大家经过艰苦探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且实践证明了这个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尤其在百年难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由此可见,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既不应是单向的“国退民进”,也不应是单向的“国进民退”,而是“国民共进”、协调发展、科学发展。所以,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坚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且使二者相互促进、相互竞合,共同做强做大中国的各项民族产业,共同提升民族产业尤其是战略竞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应该是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如果承认国企作为一种企业形式有其存在的权利,那么就必须承认它随市场动态而出现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国企数量的减少和增加。那种将某一个时期国企增加了在某一个行业影响力的现象评判为“国进民退”,认为是改革在开倒车,其实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特点和规律。
  彼得?圣吉认为:如果没有人愿意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宏观地、系统地、战略地、未来地做一些根本大事,而每个人都去做自己想当然认为“对”的事,就可能使所有参与者都为悲剧的形成与发展“添砖加瓦”。在经济全球化的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探索“中国发展道路”或者“中国发展模式”,巩固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并使之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大家的党和政府,而且也需要大家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能够宏观地、系统地、战略地、未来地思考一些根本大事——其中包括深化国企改革、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和大力支撑非公经济发展并重,坚持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这样的大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2009年以来各种对“国进民退”的批评质疑之声,2010年“两会”代表、委员们对发展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支撑民营企业发展的建议批评与建言献策,无论观点的对与错、真与伪、认识的深与浅、全与偏、疑义相与析,或许能够促进人们改变“屁股决定脑袋”的局限性,从而宏观地、系统地、战略地思考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并按照规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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