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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国企比较的宏观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围绕国有企业改革这个中心环节,进行了艰苦的尝试与探索,从搞活国有企业、搞活国有经济再到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结构优化布局,从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三足鼎立,从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到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九龙治水到国资委的统一监督管理,推动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改革风雨和竞争实践中实现了集体性崛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为提升我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国际竞争力和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然而,面对国有企业的巨大贡献和重要成就,有些人却很不高兴,引来了一股股强大势力的持续谩骂、批评、质疑与否定。从实践层面、理论层面到舆论导向层面,全方位围剿国有企业的存在以及做强做大做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无论是“国有企业垄断论”、“国有企业腐败论”、“国有企业低效论”、“国有企业产权虚置论”,还是“民营经济主体论”,虽然批评并非毫无根据,但其目的却不是为了“治病救人(企)”,而是为了把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方向引向私有化,进而推动私有制经济取而代之,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
  但是,这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历史结论,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每一个有振兴中华良知的人都决不应听之任之。疑义相与析。本文拟从宏观视角对中外国有企业作些比较分析,以深化并端正对此问题的认识。

  中国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制度比较

  近年来,有些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人,总是将资本主义国家搞国有经济的状况作为我国国有经济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参照标准。这混淆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主要矛盾方面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都有国有企业,但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国有企业不是它的内在构成要素,搞国有企业是资本主义国家出于调控经济运行的需要,即使不搞国有企业也不损害其经济基础和国家性质。而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基础,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构成要素,是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运行更为有效的调控手段,是我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国民经济的支柱,是保证经济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应对国际竞争和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柱,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手段。一旦改变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这个基础,以私有制经济取而代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无疑就会改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他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加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江泽民在《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中指出:“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大家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强大的物质手段。这一点,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有清醒的深刻的认识。”
  也因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里,私有经济是主体,国有经济是补充。其发展国有企业的主导思想,不是私有企业为国有企业让路,而是国有企业为私有企业让路、开路、铺路;不是私有企业作为国有企业的补充,而是国有企业作为民间或私有企业的补充;国有企业不是与私有企业争利,而是为私有企业谋利、让利。这与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也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
  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是不同的经济思想或者学说的体现。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发展国有经济,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引导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决定意义,是因为公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基础,或者说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制度安排。社会主义“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而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物质条件,即通过发展生产力,提供日益增多的物质学问产品;其二是社会条件,即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公有制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也是快速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安排。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则是西方经济学说的体现,其在历史上交替出现的“国有化浪潮”和“私有化浪潮”,尽管形式不同,但其实质仍然是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
  由于社会基本制度与引导思想的根本不同,决定了我国国有经济及其表现形式——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调整,有着根本不同的目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这种区别,不仅不会因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改变,相反两者之间的竞争可能还会更加激烈。所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才一再告诫大家,在改革开放中,“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大家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他反复强调,包括四项基本原则在内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坚持100年不动摇”。
  其实,对于中国国有经济及其国有企业改革的命运,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竞争或者斗争中的重要性,以及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国际斗争或者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当代西方的政治家也是一清二楚的。如生前念念不忘、并希翼在1999年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而胜”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著作《透视新世界》中写道:“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而且“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销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再如,在中国即将“入世”的前夕,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在2000年提出明确要求:美国要利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机会,在中国推进美国的“价值观念”,“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给中国内部“为人权和法制而奋斗的人们增添力量”,以使中国作出美国所需要的那种“选择”。
  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走出去”战略,美国商会主席狄安华认为:中国国企向全球扩张,现在不仅在中国国内甚至在海外的商业竞争中,都可以击败美国企业,“中国国有企业才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虽然大家主张学术自由,需要坚持并培育百家争鸣的理论研究与学术探索环境,反对给不同学术观点戴帽子、打棍子。但一个时期以来盛行于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主张,与美国政治家的上述主张,究竟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其他什么,这种现象还是值得特别引起注意和深思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优劣比较

  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和私营经济主体论的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及其国有企业缺乏效率。但这与近百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实是相违背的。
  在世界历史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创立虽然不到100年时间,作为经济史上的新生事物,也曾经产生过这样那样甚至是重大的缺陷与不足,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革与完善,但其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仍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历史证明。
  先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看。上世纪20年代末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便迅速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能与美国抗衡争霸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这一点,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在1959年12月21日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中的一句话意味深长:“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他撒手人环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总而言之,历史和人民是不会忘记斯大林的。”这是直接肯定斯大林的,但也间接肯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历史作用。根据有关专家的资料:美国1901年~1929年,工业产值年均增长不过4%,1955年国民收入为1917年的2.66倍;而苏联1957年的工业增加值与1913年相比,增加了32倍,国民收入增加了18倍。上世纪30年代,整个西方国家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欲振乏力,而苏联的经济增长和效率曾令欧美国家黯然失色。甚至可以说,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国有化浪潮,除了其内部因素和受到凯恩斯主义政策影响外,苏联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苏联进入一个慢速发展时期,工业产品平均增长速度从1966年~1967年的8.5%和1971年~1975年的7.4%下降到1976年~1980年的4.4%和1981年的3.4%,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应从7.8%和5.7%下降到4.2%和3.3%。但这个时期整个西方的处境比苏联和东欧还糟,动辄两位数的通胀加上低速经济增长,1970年~1990年间除日本外,整个西方国家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在2%~3%,被称进入“滞胀”阶段。
  新旧中国的对比更加明显。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国民经济中没有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但宏观经济不仅保持了高增长,也体现了较高的效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新中国前3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4%,在这样长的时期保持这么高的发展速度,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其中的“学问大革命”10年,经济建设出现过“三起三落”的大波折,但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5.7%,也超过了当时西方大国的平均增速一倍以上。30年的成就超过了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尽管其间还发生了大跃进和学问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而这种成就主要是依靠国有经济的作用实现的。
  大家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遗产基础上开始的。根据统计资料,1949年,中国的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五个物质部门的社会总产值为557亿元,工农业总产值为466亿元,国民收入为358亿元。1978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为6 846亿元,比1949年增加了11.3倍;工农业总产值为5 634亿元,增长了11倍;国民收入为3 010亿元,增长了7.4倍。如果按可比价格计算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1952年的工业指数为100,1978年的工业指数则为1 694,年平均增长11%,这样高的工业增长速度远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达国家的增长水平。新中国的前3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推动的。它不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两弹一星”这样举世公认的重大成果,而且是改革开放事业开始时中国的主要物质基础。
  以航空工业为例。据有关专家考证,1950年~1990年,航空工业部总共得到国家投资约130亿元,生产了大批飞机和导弹等武器装备我三军。据相关专家粗略估算,在同等性能的条件下,这些武器如果以市场价格从国外购买,需要2 600亿元,即为投资的20倍。这还不包括中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形成了庞大的固定资产,培养了一支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解决了近100万人的就业。1978年~2007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却增长了25.5倍,资产总额增长了48倍,主营收入增长了28.5倍。
  如与西方国家作总体比较,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有经济的销售利税率高于20%,美德日三国平均不到5%;90年代,我国为11%~12%,这三国平均低于4%。销售利润率,80年代我国国有经济为10%,这三国为2%~3%;90年代我国为4%上下,这三国不到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根本原因是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中,虽然非公经济贡献突出,功不可没,但若没有公有制经济作主体和国有企业为主导,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再从世界上实行私有制国家的情况来看。首先,世界上实行私有制的国家近200个,但大部分私有制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其中许多国家落后于中国。其次,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历史上是靠通过对外侵略甚至占领殖民地和对内掠夺劳动人民起家的,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财富中,就沾有中国人民的血泪。再次,在发达国家已经抢占世界发展先机的条件下,后发展国家要想通过实行私有制经济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发达国家也是决不能允许的,尤其是大国的发展。由此可见,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行私有制论证私有制的优越性,否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是缺乏充分的事实和历史根据的,因而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这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虽然从公有制经济的实力和效益的绝对量看,我国还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必须努力奋斗。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高新技术等社会事业上集中力量发展特别重要,如西部大开发、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在优化地区布局,促进全国均衡发展,调节社会总供求关系,应对突发社会重大事故,发挥整体社会经济效益方面,却具有私有制经济所不具有的强大优势,具有私营企业无可比拟的巨大社会效益,这就为大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而非公有制经济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国有企业改革效果比较

  当我国一些号称“著名”的专家、学者和自称“社会精英”的媒体舞文弄墨、摇唇鼓舌,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大造舆论之时,真正世界级的著名经济学家却对此抱着应有的科学和严谨态度。
  如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就曾经严肃地指出:“大家不能笼统而抽象地讨论国有好还是私有好,应该收集大量有关信息,进行科学分析后,再得出正确结论,不能头脑简单地跟着潮流走,走不通再回头。不应将一些技术问题当作社会问题,这样会导致错误的结论。”1987年,里昂惕夫访华回国后发表了《社会主义在中国行得通》的评论文章,轰动了西方世界,对西方国家了解中国起到了积极作用。
  又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在《私有化更有效率吗》中指出:“韩国的国有钢铁企业比好多美国的私有企业同行还有效率。”“傻瓜式的经济理论暗示,私有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私有制提供了激励,而公有制却做不到。好多年以前,诺贝尔奖得主西蒙曾对这个逻辑谬误在何处做过说明。”
  就连坚决反对计划经济的哈耶克在《自由的宪章》中也曾指出:“应该建立一定的规则和原则,使政府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一视同仁。(这样的主张)并不是意味着必须将所有的国有企业从自由制度中排除出去。必须指出的是,大家这里所要反对的,并不是国有企业本身,而是国家垄断。”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2012年2月15日接受中国学者的专访时也认为:“国有企业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应否决私有化。”他表示:“国有企业的利润是人民的利润。如果对这些国企实行私有化未必会有利于竞争,使人民获利。”
  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并没有取得如中国那些鼓吹“人间正道私有化”论者们期待的效果。相反却留下了足以警醒世界和中国的深刻教训。
  引导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纲领是美国人萨克斯炮制的“休克疗法”,其主要包括价格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国有企业私有化、消除中央资源配置的残余因素以及拆除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壁垒五项内容。而这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内容。可以说,苏联东欧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休克疗法”,正是按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快从速”进行的。俄罗斯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认为:“俄罗斯整个私有化进程是按照外国特工机构的授意,而且是在他们的领导和积极参与下进行的。例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欧洲开发银行共同领导了1993年的私有化。仅在1993年一年,应丘拜斯的邀请,就有200多名外国顾问来到俄罗斯,其中应有中央情报局的人员。”
  苏联与东欧的私有化并没有使东欧和俄罗斯出现经济快速发展、效益迅速提高的景象,相反却导致经济急剧衰落、陷入严重危机境地;没有增加东欧与俄罗斯的国家财政收入,相反却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没有实现民主和自由,相反造成了金融工业寡头统治。俄罗斯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认为:私有化“存在着掠夺俄罗斯、把我国人民变成国际金融寡头的奴隶这种犯罪事实”,“破坏了国家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将大批财富据为己有,使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
  美国记者莫蒂默•朱克曼在访问莫斯科之后也指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生产衰落比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更严重,实际人均收入下降80%,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5%以上。俄罗斯政府的年收入低于美国财政部一周的收入。由于缺少投资,俄罗斯的工业已经大大衰落。石油产量下降50%。基础设施——电力、核电厂、铁路、下水道系统——已经解体。这是过去几年实际基本建设投资下降90%的结果。”“企业通过有政治关系的银行拍卖给媒体、银行和工业界巨头了。这是巧取豪夺,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无偿转让财富。”
  西班牙《起义报》2010年7月3日在《资本主义制度给俄罗斯带来了灾难》的文章写道: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是对国家财产前所未有、厚颜无耻的大抢劫,黑帮分子以极低的成本上升对各个产业、对全球最赢利的石油、天然气和钢铁企业实现了经济控制。经过一番私人抢劫,俄罗斯国家仅拥有不到10%的财产……俄罗斯是世界上富翁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1991年俄罗斯10%的最富有者与最贫穷之间的收入对比是4:1,而到了2010年,这一差距扩大为40:1。俄罗斯“年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足1万亿欧元,排在西班牙之后”。1992年~1996年,联邦私有化上缴预算收入5年合计8 480亿卢布,仅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据最保守的估计,所出售的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金,而实际只卖得了72亿美金。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波兹南斯基,在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中的统计资料表明,东欧国家大规模的私有化不仅消灭了社会主义,而且也消灭了民族主义,不仅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被剥夺,而且民族资本也被剥夺。到2000年,外国在东欧国家的工业和银行中的所有权比重分别是:波兰工业35%~40%,银行75%;克罗地亚银行85%;捷克工业35%,银行65%;爱沙尼亚工业60%,银行80%;匈牙利工业75%,银行70%;斯洛伐克工业25%,银行40%。以波兰为例,1991年~1992年第一轮股票上市,为了首战告捷,当局拿出10多家经济效益最好的大型国有企业上市拍卖(注:我国称“靓女先嫁),结果没有一家落入本国人手中。1999年是波兰大规模拍卖大型国有企业的高潮年。其后法国企业收购了电信企业,德国企业收购了发电、煤炭、钢铁企业,意大利菲亚特收购了蒂黑汽车企业。波兹南斯基写道:“我对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况作过一个估算,这两国的工厂和银行资产以相当于实际市场价值的10%~20%卖了出去。因此,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迈进的道路上,他们多年积累的资本有90%左右蒙受损失,这流失的90%的资产已经化作那些主要来自西欧国家的买主们的利润。如果把1989年的GDP定义为100,则1999年的GDP分别是:俄罗斯57.6,乌克兰39.3,保加利亚70.7,捷克95.3,匈牙利99.4,波兰121.8,罗马尼亚75.5。据波兹南斯基估计,波兰私有化的全部收入180亿美金~280亿美金,而收购者获利2 160亿美金,贿赂4亿美金~8亿美金,只占收益的0.2%~0.5%之间。
  《金融时报》副主编弗里兰在《世纪大拍卖》中写道:“经过10年的经济衰退后,下层社会陷入日益贫寒的挣扎之中,少数权贵则过着豪华豪侈的寄生生活,俄罗斯已经成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地狱……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常识分子在鼓吹和推动“休克疗法”中发挥了恶劣的先锋作用。对此,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在《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写道:“绝大部分苏联经济学家成了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狂热鼓吹者。”“常识分子在用资本主义取代苏联体制的事业中,成了党国精英最为宝贵的同盟军。”波兹南斯基也指出:“常识阶层的精英……变成了正在东欧地区兴起的另一种病态制度的最狂热的支撑者。”“他们妖言惑众,让民众相信新兴的没有本地所有者阶级的‘不完善’资本主义制度要比其他任何制度都优越。”
  尽管中国的私有化主张者们也把国有企业私有化说得完美无缺,但事实胜于雄辩。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有关资料:1990年前苏联的GDP为15 329亿美金,1991年苏联解体后,1991年至1999年俄罗斯GDP依次为5 601亿美金、4 899亿美金、4 576亿美金、4 079亿美金、3 991亿美金、3 920亿美金、4 049年美金、2 709亿美金、1 959亿美金;而中国1990年至1999年的GDP依次为4 044亿美金、4 241亿美金、4 998亿美金、6 410亿美金、5 826亿美金、7 569亿美金、8 920亿美金、9 850亿美金、10 451亿美金和11 007亿美金。据世界银行2011年7月提供的数据,2010年,俄罗斯的GDP约14 798亿美金,中国的GDP为58 786亿美金。这两组数据,大致反映了俄罗斯实行私有化改革与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两种改革模式或发展道路的基本状况。经过私有化改革,俄罗斯的GDP从1991年为中国GDP的1.38倍,到1999年时只及中国GDP的1/5。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2010年俄罗斯的GDP上升到约占中国GDP的1/4左右。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对叶利钦时期的私有化经济政策作出了大幅度调整,全力收复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行业,逐步将私有化的油田收归国有,重组国有企业,保证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普京在2004年8月宣布,确定1 000多家俄罗斯大型国企为总统掌握的国有战略企业,政府无权对这些战略企业实行私有化。俄罗斯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与国际地位因此而发生了明显改观。
  正是鉴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私有化在事实上的教训,罗马俱乐部在其报告《私有化的局限》(由[德]伯乐[美]奥兰•扬[瑞士]马塞尼斯•芬格主编)中明确指出:“什么是私有化的局限呢?首先,从经济层面上看,公有企业私有化以后,经济效率可能提高了,但相应的社会成本也增加了,有时甚至大大超过企业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比如就业歧视和失业增加,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开发,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下降而价格却上升,等等。其次,从社会层面上看,私有化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的不安与动荡。再从社会政治层面上看,私有化削弱政府及其维护社会公平的能力,由此也会侵蚀民主参与的重要地位。最后在学问层面上,私有化可能侵蚀普遍的学问价值观念,使其屈从于商业利益的需要。”
  通过上述三种宏观视角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明确结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结构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应该而且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应该而且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不能走公有制经济及其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资本主义道路;应该而且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深化国有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及时回应人民的批评、质疑和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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