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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大型国企创新能力应从五个方面着手

    提高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应从五个方面着手,即:动力方面,包括企业家和研发人员以及企业之间均缺乏创新动力;能力方面,包括筹资能力、基础研究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人才集聚能力;经验方面,包括现代技术开发经验、充分市场竞争经验和品牌经营经验;品牌方面,包括培育、保护和发展自主品牌的战略、规划与实践;环境方面,包括有效竞争环境、成果转化环境和政府管理环境,制约着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提升和创新绩效。

    提高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应从五个方面着手:动力,能力,经验,品牌,环境。

    动力不足

    当前,企业家和研发人员以及企业之间均缺乏创新动力,这使得国企更倾向于选择那些风险相对较低的成熟技术和成熟产品。

    动力不足是指大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创新激励不足的问题,企业家不愿意投入大量资源从事投入多、风险高、周期长、难度大的创新活动,“有能力缺动力”现象比较突出。

    首先,从企业角度来看,企业是创新活动的主体,其创新动力来源无外乎有三个:一是生存的压力,即如果不从事持续的创新活动,企业就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长期生存,生存压力越大,企业创新的动力就越强。二是发展的压力,即如果企业不从事持续的创新活动,企业虽然生存无忧,但却很难成长壮大。三是资本回报的压力,即企业创新活动一旦成功,就可以获得高于行业平均利润水平的超额利润,企业股东也可以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

    对于大型国企特别是对于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大型国企而言,由于缺乏足够的替代性竞争压力,企业普遍感受不到强烈的生存压力和发展压力,市场支配地位足以保证其获得丰厚的资本回报。因此,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国企更倾向于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成熟技术和成熟产品,特别是引进国外成熟技术组织大规模生产,而不是选择那些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的原始创新活动。

    其次,从企业家个人角度来看,企业家是企业创新活动的人格化代表,是创新活动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其创新的动力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企业家职位被替代的潜在威胁。如果没有创新成果,企业无法获得持续的经济回报,企业家就可能被股东炒鱿鱼。二是企业家个人的经济回报。在企业家个人报酬与创新活动的成果直接挂钩的情况下,企业家就会有充足的动力去开展创新活动。当然,这种挂钩应当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制度安排(如股权激励机制),否则短期内企业家要么因惧怕高昂的创新失败风险而选择风险最低的创新活动,要么拿股东的钱去冒险。三是个人成就感和社会荣誉感。如果没有成功的创新活动,企业家就无法实现其事业成功的个人荣誉感,获得被公众广泛认可的社会地位。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而言,通常具有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存在“旋转门”现象)。大型国企的企业家一般都对应着一定的行政级别,其任职通常由上级国资委直接任命,其职位升迁与调任、社会地位、荣誉与成就感往往与企业规模、增长速度和稳定性密切相关,而与技术创新成果的直接关联度较弱。

    再者,从企业研发人员角度来看,企业研发人员是创新活动的具体实行者和实践者,其创新动力的强与弱也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创新的实际效果。作为个体而言,企业研发人员的创新动力与企业家大致相同,既有获得个人报酬和职位升迁的动力,也有个人价值实现的精神需求。相对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研发人员的个人报酬水平普遍较低,股权激励等激励机制尚不健全,且通常会受到企业工资总额的限制(尽管工资总额每年都会根据上一年企业经济绩效有一定幅度的递增,但是相对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这一增幅是比较有限的)。研发人员升迁机会不多,进入国企决策层的难度更大,因此,研发人员自身的创新积极性受到很大限制,优秀研发人员很容易被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以高薪挖走,研发队伍的不稳定使得国企被戏称为外企和民企的人才培训基地。

    最后,如果大家横向地看也不难发现,国企之间、国企和民企之间、国企和科研机构之间也缺乏足够的联合创新的积极性,各自为战、联而不合的现象比较突出。究其原因:一是国企还没有真正处于只有通过联合创新才能生存和发展的境地,“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惯性思维长期存在。二是企业实力不对等限制了联合创新的欲望,国有大企业又不愿意“放下身价”去联合中小企业。三是联合创新的成果分享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企业担心自己的看家本领被竞争对手轻易获得等等,这些都限制了国有企业横向联合创新的积极性。

    能力不足

    近年来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虽然增长较快,但总体而言与跨国企业相比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能力不足表现为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普遍缺乏持续筹资能力、基础研究能力、创新资源的系统整合能力和高端创新人才的集聚能力等一系列创新要素的组合能力。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高低取决于其持续筹资能力,取决于企业长期盈利水平,最终取决于企业差异化竞争能力。从目前国内制造业的竞争格局来看,国有企业的持续筹资能力不容乐观。一方面是民营企业依靠低成本竞争优势、产品线延伸和灵活的营销策略开展竞争,竞争特点愈发不突出;另一方面是外资企业利用品牌溢价优势和技术优势将产品线不断下移,从而在价值链高端上压缩国有企业的利润空间。从国有企业自身来看,“企业办社会”、辅业分离、大量冗员和退休职工需妥善安置、厂办大集体、“拉郎配”式企业重组、项目繁多的行政性收费和公益捐赠等都使国有企业背负着沉重的财务负担,从而大大压缩了本就不高的盈利空间。没有足够的盈利作保障,企业也就难以长期高强度地进行研发投入。

    尽管近年来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但总体而言与跨国企业相比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一些国有资本占重要地位的战略性行业,全行业研发投入甚至不足国际知名跨国企业一家的研发投入。如根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统计,2009年全行业3413家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仅为460.6亿元,甚至低于当年丰田汽车企业一家470亿元的研发经费支出。主要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始终徘徊在1.4%~1.8%之间,与国外5%左右的平均水平差距较大。基础研究能力是评价企业创新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是企业研发活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长期投入和常识积累的结果。同时,由于基础研究通常存在一定的行业共性和常识外溢特征,因而企业往往更愿意从事应用性研究。

    与跨国企业相比,我国大型国企的基础研究工作还比较薄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企业研发投入侧重于应用研究。1999年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改制促进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但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科研院所改制特别是并入大企业集团后,研究院所的研究重点开始向应用性研究倾斜,导致体现行业共性技术特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被大大削弱,企业所属的科研院所各自为战,缺乏联合创新的激励机制。二是对于实际开展基础性研究的企业而言,基础性研究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如果没有倾斜性财税鼓励政策,就会使企业背上一定的财务负担。即使目前国家科技部主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国家发展改革委主管的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体系平台,对于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工作给予相当大的政策支撑,但是,企业持久深入地开展基础研究工作还存在动力不足问题。三是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的联系比较松散且不固定,通常以短期项目合作为主,缺乏稳定的长效合作机制。(石耀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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