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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管理的居中性


  居中的目的,在于随机策应四方八面蜂拥而来的压力,既不能专横强制,也不能屈膝降服。

  黄帝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与我国历史的开始以及中华民族的初期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黄帝的名称依据唐代司马贞的说法,是因为黄帝“有土德之瑞”,而土色黄,所以称为黄帝。在古代阴阳五行思想中,土德的方位是中央,因此黄帝也叫做“中央之帝”,那时候华夏民族繁荣昌盛的地区便称为中原。

  古人把国家称为社稷,“社”指社神,也就是土地神。而“稷”是稷神,是五谷的代表。由于古人对国土的深厚感情,所以称为社稷。流传至今,现代人喜欢把大地比喻成母亲,把祖国也称为母亲,其意义是相同的。

  人非土不立,对于土的尊重和重视,正是不忘本的象征。根据我国古代地貌学的观点,把土地划分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称为五土。后来引申为五方,也就是东、南、西、北、中,分别以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来表示,叫做五色土。

  中华民族的知识,大多起源于早期人们通过观察宇宙的自然现象,获得若干常识,逐渐累积而成。人们站立的地方,放眼向前后左右望去,很容易发现东、南、西、北四个不同的方位,加上自己所站立的中央位置,构成五土或者五色。自己站立的地方,相对于其他四个方位,自然成为中土,也就是中央的位置。

  在黄帝的时代,经历了阪泉和涿鹿两场当时惊天动地的大战,后来建国于有熊(现河南省新郢县)。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安定和谐的环境,因此奠定了华夏民族在中原地区繁荣深长的良好基础。

  生活稳定之后,黄帝和臣子们致力于各种发明,除了提升衣食住行等生活技能,更扩展到历法、文字和武器,使我国古代文明大幅度超越四部的民族。

  从学问的水平来看,东方为夷、南方为蛮、西方为戎、北方是狄。这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学问发展的高低。大家不但不欺辱、侵略、轻视外族,反而对于邻近民族的文明促进,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由上所述,大家知道中国式管理的居中性,至少有以下三大要点:

  一、任何组织的领导者,都有责任创造安定和谐的工作环境,使员工能够真正地乐在工作,从而持续发展。

  众所周知,人类必须群居,彼此应该互相信任、互相协助。因此,安宁和谐的社会环境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领导者的主要工作,即在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氛围。春秋战国时期,学者辈出,各自著书立说。诸子百家的言论,共同的目标实际上都在于此。

  儒家孔子讲究的是柔术。领导者学习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品德修养,诱导组织成员活学活用,直接把常识落实在日常言行当中,在实践中养成良好的习惯。他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道德修养来提升人的价值,总结成一个“心”字。不论职业性别,不论富贵贫贱,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凡事设身处地。先使自己的内心充实、安定,然后扩大再扩大,推己及人,尽一己的心力,为组织造福。

  道家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的主张。自然的意思,即为本来如此,属于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它既不像“飘风”、“骤雨”那样可见可闻,却又能够恒久存在。他指出道的本质,原本是有无的循环。自然的循环,有如白天夜晚、春夏秋冬的周而复始,居于永恒不变的常道。组织以及组织成员,都必须顺应这种自然循环的变化规律,不应该轻举妄动,以免招来凶祸。他认为组织成员的个性,各不相同,有刚的,也有柔的,倘若强制要求一致,使刚的变柔,或柔的变刚,便是残生害性的做法。不如无为而无不为,使成员各自发展,而长治久安。

  儒、道两家,研究时不妨各自独立,而在实际应用时,则常常互为表里,取得高度的互补效果。两家都把生死看成人生的大事,观点却有一些不同。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在这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公元一世纪时,正当西汉末、东汉初,佛教的经典大量翻译成中文。其中人的出生可能有无数次,生了死,死了又生,构成生和死的循环。而死则是永远摆脱不了的痛苦归宿,表示另一种痛苦的开端。这些观念逐渐融入中华学问,形成儒、道、释合一的人生观。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重视养生以及佛家的忘我奉献,已成为安宁和谐的必要条件。领导者如果能够以身作则,必能促使成员乐在工作,提高组织的一致性,产生同心协力的效果。

  二、组织的领导人,不能有种族、性别、长相、高矮、胖瘦的歧视,应该以品德和才能来知人善用,使成员各安其位、各守其份、各尽其力。

  华夏夷狄的区分,并不是轻视、欺侮、愚弄不如大家的人。中华民族从黄帝以后,以华夏族为骨干不断地成长,主要原因即在许多边疆民族纷纷主动地认同中华学问,逐渐自动融合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久而久之,也成为黄帝的子孙。大家的王道精神表现在大家主动、自动认同,与霸道地强制要求他人必须遵照大家的规定和法制,是完全不同的方式。

  领导者最好以儒家的王道精神为引导,自己先具备良好的品德修养和能够教导大家做人做事的才能,塑造独特的组织学问,促使全体成员的认同,建立坚强的共识。

  现代重视专业分工,领导者不能样样精通,起码也要在品德修养方面做大家的表率。最重要的关卡应该是员工进入企业的那一道门,必须牢牢把守好。由于企业是少数人的组合,并不像社会那样,必须包容各色各样的群众。大家所欢迎的,不过是志同道合的少数人,慎重选择,以免增加内部的混杂。

  成员进入组织以后,还会产生不断变化,有的持续上进,有的却只退不进。所以对于组织成员,最好忘掉进入组织以前的差异,把注意力放在进入组织以后的变化,作为考核和奖罚的依据,大家才会心服口服。

  进入组织以前,大家很难了解成员的真实状况,不得已根据学历、经历、身高、体重、举止这些资料来加以评核和比较。进入组织以后,大家最好不要再把这些东西当作基准。比较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把所有成员的背景资料全部归零,大家都站在同样的基准线上,以贡献的大小来作为评核的依据。

  就算刚开始时为了筹集资金的方便,亲朋好友聚集在一起,共同创业。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引进各方人才,同样要把家族成员的背景忘记掉,化外人为家人。由亲及疏,发挥儒家向外扩展的推己及人精神。随着事业的成长而广纳各式各样的人才,自能立于不败之地。

  只要认同企业学问的组织成员,便是自家人。但这并不表示凡是不同意见的人,便应该勒令退出。领导人最好反省再反省,检讨再检讨,把真正的原因找出来,一方面不断改善,一方面善意感化,务求精诚团结才好。

  三、组织的核心干部,应该效法管仲“尊王攘夷”的精神,使企业的经营理念,持久不断地延续下去。

  华夏学问为什么能够历久不衰,生生不息?春秋时代那样混乱的局面下,要不是管仲帮助齐桓公九次号召会合诸侯,抵制外夷的侵略,保卫了中原学问,一下子匡正天下,完成“尊王攘夷”的大业。那时候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争相称霸,也就是做诸侯的领袖。在这五霸当中,齐桓公的成就最大,对外攘除夷狄,对内尊崇周天子。用现代的话来说,便是以强盛的武力来维持国际秩序,以尊崇同室来传递和发扬中华学问。管仲的美德获得孔子很高的评价。

  一家企业的建立,如果缺乏明确的经营理念,不可能做大、做久、做强,更不可能做得有价值。换句话说,企业学问代表一家企业的居中性,有了这种坚强的共识,才能够放心地融合四方人才,产生一致的力量。

  核心干部的尊王攘夷,最好看看管仲的表现。他原本和齐桓公有一箭之仇,却由于有德有才,受到很高的礼遇。齐桓公不但任命他为齐国的宰相,把政务委托给他,还尊称他为仲父。而管仲也不负众人的希望,辅助齐桓公成就霸业,把混乱的齐国整顿成既富且强,有力量号召诸侯的领袖。他完成了经济和社会责任之后,还能够更进一步完成学问责任,实在值得推荐。

  现代地球村时代,与国际接轨,整个世界和当时春秋时代的混乱局面十分相似。经贸全球化,最要紧的便是在各种学问的剧烈竞争中,保持并发扬中华学问。否则,就算大家赚到了全世界的钱,却丧失了中华学问,那又有什么用?相信大多数人士,心中都有同样的想法。这才是中华学问生生不息的主要动力,即使有短暂的迷惑和动摇,终究会清醒和坚定下来,大可放心。

  居中的目的,在于随机策应四方八面蜂拥而来的压力,既不能专横强制,也不能屈膝降服。历史上留下美名的人士,如屈原、司马迁、诸葛亮、韩愈、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陆游、朱熹、王守仁、史可法、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梁启超诸先贤,都是善尽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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